美国科技创新的“动力”
陈东敏
■本报记者 王剑
在今年7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中国要在2020年进入创新国家行列。如何才能进入创新国家的行列？近日，《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年在美国学习、工作、创业，现任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教授的陈东敏，他从自身经验出发，解读了决定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相关因素以及美国创新值得我们借鉴的方面。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理解创新？
陈东敏：创新是一个普适的词汇。其实在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创新，科研更需要创新。我认为，创新是一种方法。
具有突破性的研究通常都会有创新性的元素，美国人强调个性，选择了一种标新立异的项目会觉得非常有趣，做下去或许有重大发现。
在科研上，很多重大发现不是一下子出现的，而是在做的过程中发现值得注意的现象，把它破解出来，最后总结出一个很重要的科学定律。
产业的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创新能激发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在制造过程中把成本降下来、性能提上去，才能使这项技术更有竞争力。
产品依赖创新，一项成功的创新，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美国的苹果，你能想象得到单凭手机能成就世界市场上最大的公司吗？此外，商业模式创新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创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烹调、服装设计都蕴涵着创新。总之，对创新的需求无处不在。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哪些因素相关？
陈东敏：如果社会有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那么大家自然就会以创新为荣。
在美国，模仿别人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人们都不愿意模仿他人，都想做新东西。美国的文化就是鼓励从小培养标新立异的观念。这些想法一旦可行，就有可能发展成企业、生产受人欢迎的东西。
我所在的北京大学产业技术研究院目前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来上课的学生非常踊跃。随着今后学生的知识面越来越宽，与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中国的创新力量是阻挡不住的。
另外，也希望政府在引导创新的过程中能通过机制体制的优化，把蕴藏的能量挖掘并释放出来。
培养学生的创新理念，对提升整个国家创新能力起到关键作用。如果能培养出有创业理念的学生，他们毕业以后即使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当企业家，但是一旦有好的机会，他们就能够创业，这也是国家今后发展的潜在动力。
《中国科学报》：大学应该如何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陈东敏：大学不应该是“填鸭式”的教育。我们学院经常请在第一线工作的人，比如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给学生讲课，希望他们把最前沿的经验传授给学生。虽然不一定很系统，但带有很多创新的理念和观点。我认为这是启发学生思维、大胆突破书本去思考问题的很好方式。
另外，小班授课、双语教学，在方式上更接近国际化。老师与学生沟通也更多、更充分。
《中国科学报》：美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陈东敏：首先，在美国，通过创新得到的回报很大；其次，在那里，创新是为了生存，在某种程度上创新也是被逼的，因为不创新就消亡。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竞争激烈，美国政府把确保科学技术的全面领先地位和经济竞争力作为一个基本战略，进一步加大了科技投入力度，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相互合作。
美国的科技创新体系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全国的科技创新活动主要由政府、企业、大学和其他研究组织等来开展。
在政府系统内，国家实验室是主要的科技力量。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既是研发活动的最大投入者，也是最重要的创新活动承担者和成果占有者；大学是美国从事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也是创新的主导。
如今，研究型大学已成为美国知识创新的“火车头”。大学里学术大师会聚，学生素质一流，科研经费充裕，拥有国际著名的实验室和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代表科学研究的国际前沿。
我们需要借鉴的是，大学应以知识创新为主、探索型研发为主，才会不断地产生科研成果。这些成果如何高效地通过转移转化进入企业和市场，发挥它的作用，这对大学来说是一个永久性的、永续的课题。
美国的大学中一般有一个叫做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机构，其主要职能是保护好教师发明的专利，然后把它许可给企业。也有一些教师和学生用这些专利出去办公司。有的大学拥有自己的一批律师，对学校的专利选择性地保护一部分，转让一部分。有了这一套体系，很多大型成果的发明都是由学生带动的。
最近我在给北大的学生讲创业课，其中一个案例是：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两个研究生发明了搜索引擎的算法，源于这个算法，他们成立了谷歌公司。当然，当初的谷歌与现在的谷歌已经不可比了。
类似这样的案例，中国并不多，北大方正是一个。当年是基于王选老师比较领先的数字排版技术，垄断了整个亚洲文字排版领域，通过这个技术成立了北大方正集团。今天的方正集团不仅做技术，还做金融、物产、教育、地产，发展成综合性、大型的集团公司。
为了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助力更多的“方正”成长，我们希望政府快速地调整一些政策和法规，使中国的创新体系建设走得更顺畅一些、更快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