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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失业是一个最具政治意义的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问题，它事关大学生个人价值实现、家庭幸福和社会稳定。研究表明，失业率上升与暴力事件有着令人不安的正相关关系。大学生失业引起的社会挫折感和失落感经过非理性传播和发酵，集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社会张力，这种张力在其他社会矛盾的点燃下，最终可能会以社会冲突的形式释放出来，这将会使社会处在巨大风险之中，对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带来重大挑战。当前，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改革更加综合深入，各种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突显，而信息技术变革与互联网的发展，又为大学生失业群体的联合行动提供了最便捷的信息交流条件，能否妥善处理大学生失业及其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将直接考验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执政能力。本研究试从风险社会理论的视角分析现阶段大学生失业的新态势及其社会风险演化，以期为化解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大学生失业及其社会风险防控提供决策参考。
一、 风险社会理论与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
（一） 风险社会的特征与逻辑
在关于风险社会的众多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德国学者乌尔利希·贝克（ Beck）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1986年,贝克在《风险社会：走向新的现代性》一书中第一次使用“风险社会”的概念,并在随后的《世界风险社会》《反思现代化》等著作中不断完善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形象地指出：“如果将阶级社会的推动力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我饥饿，而风险社会的运行可以归结为另一句话:我害怕。”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现代人类社会正处在“文明的火山上”。后工业化时期，自然灾害、战争灾难、恐怖主义、生态恶化、霸权主义、人的异化与道德失范、价值冲突和民族情绪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通过社会风险事件表现出来，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刻影响和严重后果，人类正处在一个风险世界中。贝克认为风险社会具有“人为不确定性”“全球性”“风险制度化与制度化的风险”“连锁性”“危险与机会并存的双重性”“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个体化”等特征。他认为在风险社会中,财富和风险分配具有阶层性,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他还指出，“反思现代性、再造政治、加强文化批判和责任伦理意识、加强风险治理合作、建立健全安全性策略与决策机制”是化解社会风险的主要途径。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现代社会风险演变与防控提供了独特视角。
（二） 风险世界中的“高风险”中国
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既有来自全球化带来的人类普遍风险，又有中国自身转型所带来的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这导致了社会整体的“预期性焦虑”。中国改革开放以历史浓缩的方式，用了短短三十余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社会上百年的发展历程，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各种新问题层出不穷，本土与国际、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让中国社会充满了风险。当前，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社会结构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近年来，各种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民族情绪事件、泄愤治安事件、群体性事件和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社会腐败、道德滑坡、环境恶化、下岗失业等问题凸显，社会阶层合理流动受阻、党群关系紧张，政府公信力下降，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高风险”社会的到来。这些社会风险因素一旦与大学生失业一起触发成风险事件，将会发生链式反应，其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二、 大学生失业的新态势、新问题
自我国大学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人数逐年攀升。与此同时，每年大学生初次待就业人数也不断递增，2014年高达218万，再加上每年未就业大学生人数的逐年累积，现有大学生失业群体的实际人数已不容小觑，尤其是近年来，大学生失业群体呈现诸多新态势，值得我们分析和重视。
图1 2001—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初次待就业毕业生人数统计
（一） 社会不公平因素凸显
大学生失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不公平是最具政治性的影响因素。一方面，家庭社会资本差异使得贫困阶层子女就业遭排斥。2013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家庭的城乡背景对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近年来，大学生就业的“拼爹”现象凸显，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往往能获得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毕业后又能较容易地获得更多稀缺就业资源而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而出生贫困阶层的学生则更多地进入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甚至失业。另一方面，制度性就业不公平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长期以来，由于制度惯性的存在，原有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导致就业潜规则盛行，体制内就业岗位的代际传递现象非常突出，“萝卜招聘”现象屡见不鲜。此外，就业歧视加剧了就业不公平和失业仇视情绪的产生。近年来，院校歧视、学历歧视、性别歧视、健康歧视等问题层出不穷，粗暴地侵犯了大学生的平等就业权。就业不公平使得更多社会下层家庭的子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这使得阶层矛盾激增，对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二） 失业群体校园周边聚居现象突出
近年来，大学生失业群体聚居在大学校园周边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发展趋势。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失业或短暂工作又迅速失业，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选择在大学周边居住，生活圈仍未脱离学校，但又游离于学校管理体系之外，成为管理的“盲点”。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考研族”，他们为了谋求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强的竞争力而坚持考研，为了便于复习而居住在校园周边；二是“二次就业族”，他们有较高的就业期望，在劳动力市场上碰壁或频繁跳槽后暂时回到学校周边栖身，等待新机会；三是“恋爱族”，他们当中以学生情侣为主，其中一方已毕业，另一方还在就读，于是毕业一方就在学校周边寻找临时性工作、租房陪读；四是“创业族”，他们有着强烈的创业理想，但往往又缺乏切实可行的目标和必要的条件，尤其是来自农村家庭的毕业生，没有工作或创业不成不好意思回乡，只好暂时在学校周边安身。据不完全统计，游离于高校周围的失业大学生约占毕业生人数的4%左右，按照2014年729万大学毕业生算，全国至少有28万失业大学生聚居在各大学周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如果校园周边失业大学生聚居族长期处于管理的“盲点”，将会对大学和社会的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三） 失业群体蚁族化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蚁族”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蚁族”是对失业或低收入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的形象概括。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高等教育发达城市的调查显示，这些城市的大学生“蚁族”人数都相当惊人。据报道，2010年北京“蚁族”聚居区——北京市唐家岭村面临拆迁，大约有5万租客不得不另觅他处。在大学生“蚁族”中，婚姻、性和失业危机深深地困扰着他们。他们像蚂蚁一样艰难地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生活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非常严重，且普遍不愿意向家人透露实情，常通过互联网宣泄情绪。学者廉思在其“蚁族”调查报告中指出，大学生失业“蚁族”具有以下突出问题：一是对社会资源继承仇恨较强，二是信教人数大幅增加，三是对现状不能合理归因，四是群体极端化现象突出，五是网络非理性化明显，六是意见领袖正在形成，七是通过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互动促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蚁族”现象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产物，它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如城乡与地区发展不平衡导致大学毕业生向大中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过度集中，如滞后的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大学毕业生在就业、落户、福利等方面遭遇种种现实困难。大学生失业“蚁族”是风险社会中的高风险群体，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重视。
（四） 失业群体游民化
正如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一书里阐述，“游民”是“一群遭遇身份危机，怀有异乡情结，并带有精神焦虑的人。他们是丧失了身份的离乡者，持续地流走，并且保持了一个精神焦虑的容貌和社会反叛立场”。现阶段，失业大学生的管理还存在着巨大的“制度真空”。大学生失业后，学校已无法再把他们纳入到正常的管理框架中去，同时，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又把他们排除在外，他们处在“制度真空”的尴尬境地，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游民阶层。他们社会归属感不强，社会安全感和社会认同度低，他们是高知人群却没有工作、没有社会保障，有一种丧失身份后的茫然，加上生活的窘困、精神的焦虑和可能的社会反叛，正可谓“知识游民”。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指出：“他们多数是30岁以下面临着发展瓶颈和成长不足这个现实压力的年轻人，他们中很多就是所谓的网络暴民。”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指出：“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堵塞了农民子弟向上流动的渠道，而城市取向的教育又使他们远离土地。即使他们被城市抛出，也回不到土地去。他们只能成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游民，并迅速为流氓意识所支配，他们身上正出现着道德底线的大失守。”
三、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及其演化
贝克认为社会风险具有“连锁性”，在特定事件的触发下会发生链式反应。如果把失业大学生及其所承载的社会风险比喻成小火星，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些小火星本身不太可能燃起熊熊烈火，但当这些小火星发生积聚，就会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如上文分析的大学生失业群体的种种新趋势都呈现出一种风险积聚效应，这股力量一旦遇上“导火索”和其他“易燃易爆物”，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大火”或“大爆炸”。
（一） 火星的起源：从风险分配的逻辑看大学生失业的社会风险
根据贝克的风险分配逻辑，财富向上积聚，风险向下积聚。一方面，大学生失业群体被就业市场排斥后处于社会下层，其承受的社会风险要远高于社会上层；另一方面，出生于社会底层的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所承受的风险要远高于出身在社会上层的大学生。大学生失业会派生出以下几类社会风险（见图2）：一是人力资本效用损失。失业导致大学生人力资本效用的损失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闲置以及“从做中学”这部分人力资本的缺失，也包括由于身心健康原因所带来的健康资本的损失和青春的耗散。二是贫困加剧和代际传递。当下日益高涨的城市生活成本、高昂的学费和就业经济成本已经让不少贫困家庭捉襟见肘，一旦高额的教育投入得不到预期收益，失业的马太效应就会引发贫困的马太效应，可能会出现“世代积贫”的恶果。三是心理失衡。失业心理失衡突出地表现在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社会排斥感，当失业群体将失业归结为既得利益群体的剥夺和排斥时，就可能对他们产生仇恨与普遍不合作心理，当其将相对剥夺感归结为社会时，就会对社会产生怀疑和不满。四是自我贬损和非理性冲动。失业导致的挫折感使个体的悲观情绪蔓延，自卑自责、厌世嫉俗，长期的心理压抑使人更具有攻击性，在特定“导火线”的影响下，可能会走向暴力。众多的“星星之火”积聚在一起就像个“火药桶”，一旦引爆，风险损失将是巨大的。
图2 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
（二） 主要导火线：大学生失业引发重大社会危机
“导火线”是实现风险链式反应的关键媒介，分析“导火线”对于社会风险防控具有重要意义。相对于失业大学生而言，以下几种情况极有可能引起个体非理性冲动并与其他社会矛盾一起产生链式反应（见图3）。一是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大学生失业本来就已经使贫困家庭陷入困境，一旦失业学生家庭成员遭受重大不公待遇、重大病患、意外死亡等，会使一个本已脆弱的家庭趋于崩溃的边缘。这将很容易突破失业大学生的个体承受极限，进而成为引爆其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二是贫困加剧、世代积贫。特别是那些几代都很贫困的家庭，举全家之力培养出一个大学生，对通过就业来改变孩子和家庭命运的期望特别强烈，而一旦失业，就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和对社会的绝望，当个体无能力缩小这种贫富差距时，其行为更趋向于暴力。三是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性失业。少数民族大学生群体性失业极易煽动民族情绪，一不小心就会被**势力利用并引发成为重大政治事件。四是就业歧视和就业腐败事件。就业歧视，实际上是对一部分毕业生就业权的粗暴剥夺，这将会大大增加社会交易成本和普遍不合作心态的蔓延，当被歧视者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时就很容易在群体非理性行为中寻求释放。此外，在网络时代，新媒体成为制造舆论的重要工具，一些社会风险事件经过媒体的扭曲、不当宣传与鼓动，极易煽动民众特别是“网络暴民”的情绪，进而与其他社会矛盾一起酿成重大社会危机。
图3 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主要导火线
（三） 链式反应：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的演化
当“星星之火”遇上“导火线”，极易发生风险的链式反应并引爆重大社会危机。一般来说，社会风险转化成重大社会危机需要三个关键条件。一是利益损失，二是利益损失的无补偿性，三是否定性传播和社会动员。当个体遭受失业带来的各种损失没有得到及时的补偿时，失业大学生的负面情绪便开始滋长，他们会利用各种社交网络发泄情绪，当负面情绪积蓄到个体忍受极限时还会出现攻击性或极端自贬行为。同时，负面情绪或极端行为经过否定性传播后，在聚居群体和网络中会形成情绪感染和群体模仿，当群体负面情绪积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以群体非理性冲动的形式爆发出来，特别是当它与其他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会形成矛盾的聚合效应，极易发生多事件链式反应，这将使社会风险的演化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如果这个危机没有得到及时妥当的处置就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危机，最终造成社会重大损失，其演化过程见图4所示。链式反应的危害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如在2010年底爆发的西亚北非国家的政治动荡中，充满活力但看不到前途的大学毕业生在其中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先锋，走向政府对立面的失业青年利用互联网络迅速集结抗议者并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和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点燃了政治动荡的火药桶。
图4 大学生失业社人境内外险链式反应
四、 大学生失业引发重大社会危机的风险防控策略
正如贝克所言，风险具有一种“人为不确定性”。在转型期中国的“高风险”环境下，我们不能假设我们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也不能期望现有制度体系就能很好地控制和化解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结合当前大学生失业的新态势，我们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防控，以把大学生失业引发重大社会危机的风险降到最低。
（一） 星火阻断：建立健全大学生失业补偿与社会保障制度
如上文所述，当损失发生后，损失的无补偿性是链式反应发酵的起点。因此，有效防范链式反应风险的关键就是阻断损失的无补偿性，即建立健全大学生失业补偿与社会保障机制，对失业大学生进行利益补偿，以消解大学生损失困境和情绪应激。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与缓慢的制度变革之间的矛盾使得大学生失业后处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真空状态”。按照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条例》，失业大学生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缴纳过失业保险金，因此不能享受失业保险待遇。近几年，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些大学生失业补助政策，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效果不佳，失业大学生出于“申请手续繁杂”或“碍于面子”而申领的积极性不高。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在大学生失业治理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具有首要责任，政府有责任对“政策失灵”予以调控，以避免“制度化风险”。因此，从“阻断星火”角度考虑，我们需要从建立大学生失业津贴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两方面努力。失业保险制度作为失业大学生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失业津贴制度作为失业保险的一种有益补充，旨在保障失业大学生基本生活和促进失业大学生再就业。整个制度要打破原有户籍和区域限制进行人性化设计，去除“家计审查”等不必要环节，失业大学生凭失业登记证就可在所在地领取。
（二） 火情预警：完善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预警机制
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防控贵在预防、重在预警。我国在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预警制度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甚至在大学生失业率、失业大学生信息统计方面还没有统一口径，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常遭质疑。完善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预警机制，首先要完善大学生失业登记与追踪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失业大学生信息平台。这里建议由中央、省、市（县）三级教育部门牵头，联合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公安部门及高校，建立全国失业大学生信息平台，统一大学生失业数据统计标准，完善大学生失业信息的采集、报送、更新，做到可查询、可统计、可追踪，特别要追踪那些世代积贫、患有严重心理疾患、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失业毕业生，定期了解其生活状态和再就业动向，失业登记与追踪制度的设计可以与失业津贴制度相配套，实现权利与责任的平衡。其次，我国要建立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完善风险研判与决策机制，既要重视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等直接预警指标，又要结合劳动力供需、经济周期与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社会保障水平、大学生就业的主观状态以及舆论热点等参照指标。此外，我国还要加强预案建设，建立预警信息分级制度，对不同程度的警情分别建立不同预案。
（三） 火情应急：完善大学生失业群体突发性链式反应事件的应急管理
当前，我国屡有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不断升级的现象暴露出了我国在社会危机应急管理上还存在很多缺陷，应急管理不规范、信息和利益诉求机制不通畅。大学生失业引发社会危机的应急管理应着重在大学生失业群体舆情监控、应急响应、应急处置和总结反馈四个环节下功夫（见图5）。一是舆情监控。一旦危机发生，则要重点加强对失业大学生群体聚居地的舆情监控，同时也要与国内外、线上线下的舆情结合起来进行研判，对重大信息或谣言发布者要重点布控，及时排查报送。二是应急响应。首先是分级响应，即对于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要根据事件的规模、方式、利益诉求、激烈程度、可能的危害与发展趋势等进行分级响应。其次是启动媒体公关即要通过媒体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掌握舆论主导权，同时防止谣言的传播和新媒体的不当宣传和煽动。最后是建立利益诉求通道，即要与涉事群体建立沟通机制，准确了解其利益诉求，并建立利益诉求解决通道，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升级。三是应急处置。这个阶段是在事态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建立应急指挥中心，责任到人，同时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妥善应对社会舆论，加强
图5大学生失业群体突发性链式反应事件应急管理流程
公安、地方政府、高校、医疗、媒体等相关部门的联动，加强对事发现场的管控，对涉事群体开展心理干预，以最快的速度平息事件，消除不良影响。四是总结反馈。事态平息后要进行恢复重建工作，恢复事件现场的秩序、对事件进行风险再评估、对外发布事件处置进展和结果，对整个事件进行总结并避免同类事件再发生。
（四） 始于未燃：建立多元参与的大学生失业风险综合治理体系
贝克指出，现代社会风险的高度复杂性、其影响的广泛性和危害的全局性，使它超出了任何一个单一专家系统可以解释和控制的范围，它涉及每一个社会成员。因此，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极风险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了，我们应该推动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治理模式再造和风险防控技术变革，让更多权利主体参与风险的治理，建立起多元合作的风险治理模式，在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中介机构、大学生之间建立起共同治理的网络框架和信任关系。我们首先要利用现代信息科技不断完善大学生就业信息平台，使就业数据的在各相关主体之间平等地流动，以破解信息不对称的困境，因为就业信息不对称通常会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败坏”，从而严重降低了就业市场的运行效率。其次，我国要建立起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中介机构、大学生等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框架和多边沟通机制，共同促进大学生就业均衡。一方面政府要优化制度环境保障就业公平，而且还要通过大力发展经济、购买公共服务等方式释放体制内就业机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同时高校和大学生要共同致力于提升就业竞争力。另一方面，企事业单位要增强风险责任意识，积极改进用人机制、主动消除就业歧视，同时还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第三方就业服务机构，优化失业治理的权力结构，加强对失业大学生的再就业指导和服务。
综上所述，在社会风险高发期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大学生失业群体的种种发展新趋势使得其引发社会重大危机的风险不断积聚和复杂化。然而，风险既是危机也是机会，正如贝克所言，科技理性与社会理性的结合会推动“政治再造”，风险的存在将使我们不断反思并推动新的制度性设计，以建构更有效率的大学生失业社会风险治理体系。（2016年第3期）
高校教育管理
